原載於《典藏‧讀天下》雜誌四月號
作者：謝金魚
晚唐曾經發生這麼一件事。
長安的名妓劉國容與一位年輕的進士相戀，兩情繾綣，但是不久後進士被授予官職，不得不離開長安前去就任。他剛出了長安不久，來到咸陽地界，劉國容的婢女騎著小矮馬追了上來，遞給他一紙短箋，上面寫著『歡寢方濃，恨雞聲之斷愛；恩憐未洽，歎馬足以無情。使我芳心，因君減食。再期後會，以結齊眉。』
這段大膽的告白，隨後在長安城中大為流行，我們不知道這段戀情的結果如何，但是這紙理當只有兩人知道的短文卻在長安城中散佈，不得不令人聯想：這是不是劉國容替自己宣傳的手段？
如果不是，那麼這只是個才子佳人的老套故事。如果是，那麼這位名妓炒作話題、行銷自己的手腕，不可不謂高明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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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燦爛光輝的文學史上，女性所佔的比例相當低，而這些躋身於唐代文學史的女性，又以后妃女官、妓女和女道士三類為最大宗。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，是唐代的仕宦千金不能將自己的詩文外流，甚至是公主、郡主、縣主.......等皇室婦女也不例外，上層社會中，唯有后妃如武則天、上官婉兒或後期的女官宋氏五姊妹之流，能夠以凌駕官僚系統的姿態，留下她們的作品。
既然能識字的宦門婦女顧忌於社會觀感而不能表露才華，那麼文才就成為跳脫傳統婚姻的妓女與女道士們交遊的利器了。劉國容的故事，極有可能就是這位名妓以文采宣傳自己的例子。
那麼，唐代的妓女是如何養成的呢？這點，我們不妨請出白居易詩作〈琵琶行〉中的女主人翁──琵琶女，以她的人生來觀察這些女性的生命歷程。
十三學得琵琶成
白居易的琵琶女是這樣自述她年少時光的：「十三學得琵琶成，名屬教坊第一部」，顯然這位琵琶女是以她的演奏才能來做她的賣點。十三歲，在現代人來說還很年幼，但是在古代，十三歲的少年男女已經接近成人，因此，琵琶女十三歲就已經學成了琵琶、開始工作。但是，她又是如何成為一名妓女的呢？這不得不從唐代的戶籍制度與教坊說起。
唐帝國將人民分作皇室、士族與良人、賤人兩大類，前者屬於上層社會、後者屬於中下階層，其中，良人指的是家世清白的百姓，賤人則是罪犯家屬、奴僕與伎人，唐代的『伎』並不全是賣身的妓女，也包括了擅於歌舞、演奏、特技甚至是長於說笑的男女，他們的戶籍列於教坊管轄，在朝廷需要的時候，可以隨時徵召。這類從戶籍上屬於賤人的妓女，也稱官妓，在中晚唐藩鎮中則稱為營妓，她們也擁有相當程度的技藝，並不全憑賣身。
唐代的戶籍制度是父子相承，不過父母雙方一良一賤的時候，則以母親的出身來決定孩子的良賤。如此說來，在理論上，妓女的母親應當也是賤籍，但是實際上卻非如此，妓女很有可能是經過人口買賣而來，這類出身不明者，在一些研究中稱為私妓，以此來與官妓分別。如唐傳奇《李娃傳》的女主角李娃，就以「二十年衣食之用」的代價來贖身，顯然她從年幼之時就被賣給了鴇母，長達二十年之久。在吐魯番文書中，就曾有一戶的紀錄中有許多少女，人口販子在邊境以較便宜的價格買下她們後，送往長安或者其他城市賣藝陪酒或者賣身。
盛唐是伎樂的光輝時代，喜好歌舞娛樂的唐玄宗召集了各地的伎人入京，建立起龐大的歌舞團為他服務。有時在皇室宴樂時，他也會命這些伎人面對著樓下的百姓表演，以此與民同樂。唐玄宗的音樂造詣很高，但是更重要的是他縱容這些藝術工作者發揮他們的才能，他的寬容讓許多伎人感激在心，在他寂寞而孤單的晚年裡，仍有一些伎人追隨左右、不離不棄。盛唐的歌舞昇平，使皇室喜好的樂舞和詩文成為民間妓女吸引客人的必備武器，並延續到晚唐，因為她們的主要客群還是在帝國中最有消費力的士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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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宮樂圖，表現的是晚唐宮廷中的樂妓飲茶、練習的情景，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館 |
琵琶女的境況雖然在詩中並不清楚，但是她似乎沒有父母，只有一位『阿姨』，是否是她的血親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人口販子與鴇母買下幼女或者少女之後，就要開始積極地訓練她們，在〈琵琶行〉序中，琵琶女自述曾經向『穆、曹二善才』學習。『善才』是唐人對於樂器名家的尊稱，其中的曹善才乃是一個琵琶世家的重要傳人，並曾有許多弟子，因此，琵琶女自言向他學藝並不奇怪。
琵琶女的學習過程，可說是一種投資，目的只有一個：讓她成為一株搖錢樹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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螺鈿紫檀五絃琵琶，原屬於日本聖武天皇（724-749） 為世上僅有的五絃琵琶實物，也是中古東亞音樂史的重要文物 現藏於正倉院，原件已毀損，現在看到的是近代的模造品 |
五陵年少爭纏頭
在白居易的詩句中，琵琶女回憶著她風華正盛的時代時，是如此描述的「五陵年少爭纏頭，一曲紅綃不知數」。五陵年少，指的是貴晝子弟，纏頭，是給予伎人的賞資，而詩中的『紅綃』之所以成為琵琶女的賞資，不只是因為紅綃昂貴美麗，更是因為絲織品本身就是唐人常使用的貨幣，而吐魯番文書中的人口買賣，也是以絲織品作為計價的單位，在開元年間，十五匹大練（約三十公分寬的白色絲布）就能買一個十來歲的婢女，但是這個價格到了中唐，只夠讓《李娃傳》中的男主角在長安的娼家玩個七八天，其中除了通貨膨脹的問題外，也有首都與邊陲的物價之差。
現代人往往很難想像布匹為什麼能作為貨幣，這是因為我們穿慣成衣的關係，但是在古代，布匹在生活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，對於唐代的妓女而言，布匹裁製的衣物與配件更是她們展現自己的關鍵，如同今日現代女性的名牌包一樣，都顯示了她們的身價。
唐代的絲織技術已經相當成熟，『綃』是其中一種極薄的絲織品，經過染色後的價格也與素色不同，紅色更是當時的正色，基本上只有貴族與仕宦人家才能擁有，如此看來，琵琶女的客戶確實如她所言，是一群『五陵年少』。白居易在另一首詩〈賣炭翁〉中，說兩個跋扈的宦官以「半匹紅紗一丈綾」的價格，拿走了老翁重達千餘斤的木炭，半匹紅紗顯然與木炭的價格不成比例，但是對比著琵琶女的「一曲紅綃不知數」，更顯出長安城中嚴重的貧富不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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敦煌莫高窟晚唐107窟北壁，捨賤從良圖圖中的兩個女子是敦煌當地的妓女善和母女。 她們以供養人的身分出現在洞窟中， 期望造窟的功德可以幫助她們在來世捨棄賤籍、成為良人。 |
血色羅裙翻酒污
琵琶女回憶著她的全盛時代，因為財富來得容易，所以她毫不珍惜地把昂貴的首飾拿來打拍子，鮮豔的紅裙被酒沾污了也不心疼。唐代律令中明確地規定什麼樣的身分可以穿著哪些顏色、材質，而琵琶女並非士族，卻擁有理論上只有貴族才有的服飾，這可能顯示了律令中關於服飾的規定已然漸漸消解，這是因為中唐之後的藩鎮割據，節度使們紛紛想壯大自己，這使得讓商人有更多機會，商業繁盛與政府控制力的下降，成就了一個崇拜奢華的時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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搗練圖局部，宋代摹本 練是素色的絲織品，圖中的女性正在熨平織好的白練 |
中唐是唐代文化的成熟期，有才華的士人也常被節度使們破格錄用為幕僚，在地方與中央之間流轉為官，此處作別之人，也不定何時又重逢。於是，唐代的筆記中出現了許多士人與地方的妓女們一見鍾情的故事，只是故事有時以離別作結、有時也能有美好的結局，悲喜之間，常常取決於地方長官的態度，若是遇到了豪爽明理者，通常會遣人成就良緣，但是也有心胸狹小者，造成了愛情的悲劇。
然而，有時造成悲劇的不是人，而是時間、或是距離。
晚唐有另一個故事，發生在一位外交使節身上，這個使節奉命前往新羅擔任冊封新羅國王的冊贈使，他在山東半島的青州登船，因為屢遭風浪，不得不暫留於青州，因此，與當地的妓女段東美相戀。而後，使節前往新羅時染疾，屢屢夢見段東美出現在夢中，不久就病死了，副使護送他的棺木回到青州，段東美聞知此訊，身穿素服來到驛站裡致祭，哀慟過度而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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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羅王冠，韓國慶州天馬塚出土 為新羅國王的王冠 |
或者像文章開頭說的劉國容，也是一個關於離別的故事，不過那些發生在地方的故事裡，士人們的追求或者鍾情是主動的，官妓們只能被動地接受，甚至被當地的官員作為禮物贈予別人。但是身在長安的劉國容，卻派出婢女追上她的戀人，並以她大膽纏綿的詩文風靡了長安，如果把她的故事與《李娃傳》或琵琶女聯想在一起，我們可以發現這些長安的私妓擁有較多的自由，當然，這取決於她們的能力，畢竟我們所看到的都是些〝成功〞的案例。
老大嫁作商人婦
在風光之後，琵琶女因為年紀漸長而失去客源，她的親人也離她而去，最後，她嫁作商人之妻，在丈夫前往浮梁買茶時替他守著空船、等他回來，在夜間彈琵琶時被白居易等人聽見了樂音，因此有了〈琵琶行〉一詩。
琵琶女的婚姻並不幸福，遠離了長安，意味著她也離開了欣賞她音樂的人，有些人堅持，琵琶女只是『伎』人、而不是『妓』女，認為她是一個崇高的藝術家、不可能賣身，這或許是一種現代人先入為主的觀念。唐代不是性開放的社會，士族男子在婚姻中很少有浪漫的可能，妓女是他們在愛情遊戲中的玩伴，喜歡一個女人、欣賞一個女人，未必代表著要擁有她的身體，但是如果兩情相悅，也未必不可能發生。
那個年代的名妓，或許就像今日的明星一樣，是人們注目的焦點。對於這些女性而言，或許有很多不為人知的痛苦與掙扎，但是一旦習慣了萬眾矚目，就很難忍受獨對江月的寂寞。
這一點，文采名滿天下，卻被貶謫到潯陽的白居易完全理解。他與琵琶女的人生，其實有著相似的脈絡，年少學成之後，開始闖蕩天下，壯年時躊躇滿志、詩酒唱和，中年後親友離落、在遠離家鄉與首都的地方苦苦地等待，於是他說：「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識？」
在那一夜江邊偶遇後，白居易又等了幾年，等到了轉機、再次回到長安，並且扶搖直上。
而琵琶女呢？沒有人知道，如同劉國容一樣，她們在歷史中永遠地沉默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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